第九章 劣迹斑斑的犯罪嫌疑人
闫崇善看看妻子，没有回答。龙妹忽然站起来说：“那是瞎种……”没容她说下去，闫崇善抢过话头说：“他老是来寻事，要吃要喝，要钱要粮，要他妹子去给他屋里做活，骂他妹子和我害了他，给他娶了个瘫瘫媳妇……”
龙妹在一旁抹起了眼泪。
这时闫崇善突然高声说道：“他要是没让你们抓了，下一个怕就该杀我了……”不等侦察员诘问，他就解释说：“我打他嘛。”
侦察人员感到，闫崇善夫妇和龙治民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仇怨，其中必另有隐情。又问了几句，见夫妇二人还是那些话，不便在追问下去，就把龙治民对以闫崇善之名存款的解释告诉他们。
闫崇善夫妇说龙是胡说八道，他们家和河对面龙的岳母家早就断了往来，跟仇人似的。原因是龙的岳母多次指责龙妹做媒，把女儿闫淑霞送到了火坑里，为此龙的岳母多次跑到闫崇善家吵闹，骂的龙妹上不成工。龙妹就是想照顾侄女，由于龙的岳母插在中间，她也做不到。
最后侦案人员把闫崇善带到县里，让龙的存款单上写明的储蓄所的办事人员辨认，均说对闫崇善没有印象。
闫崇善是复员军人，共产党员，历史清白。
此间龙犯的西邻何家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。何老汉说，有一次---时间记不得了，好象是去年二月间的事，他家的一头猪掉进了龙家门前的东大坑里。龙治民为此大为光火，隔着院墙大骂何家，说把他家的萝卜窖毁了。当时何老汉心里就犯嘀咕：就这么大点事，龙治民何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呢？何况倒霉的又是何家--猪交扭了，而一头猪掉进窖里又能毁坏什么呢？何老汉忍受不了辱骂，就和龙大吵了一场，更蹊跷的是龙自己跳进窖里把猪推了上来。问到东大坑是什么时候有的，何老汉说去年冬天还没有，坑是今年年初挖的。
“龙治民自己挖的？”
“是他叫人挖的。”
“叫的谁？”
“好几个人呢，都是外乡人，不认识。”
何老汉的儿子却记得一个。那是个年轻人，二十出头，何老汉的儿子和他搭过话，年轻人说他是梁铺乡刘河村人。何老汉的儿子曾听见喊他叫庆娃。
梁铺乡在县城东南二十余华里，当侦察人员来到刘河村时，见一群村民正在一棵大树下谈论龙案。警车一出现在村口，就有一个小伙从树下忽地站起来，离开人群，慌慌张张地闪入一条巷子。
“是这个人吗？”
“好象是……”何老汉的儿子说。
当侦案人员在村民的指引下追到刘庆娃家时，见刘庆娃正蹲在屋檐下缩成一团，浑身哆嗦，不等询问，他就喊：“我没干啥，只给他挖过萝卜窖……”侦案人员当即把他带走，另留下人对刘母进行调查。
下面是刘母讲述的情况：
事情发生在去年腊月间，有一天一个穿一身黑棉袄的矮个汉子寻到刘家门上，见了刘母就喊她姨，声称是刘庆娃的朋友。刘母正纳闷，刘庆娃从从屋里迎出来，告诉母亲这人姓龙，家在王墹，是前些天在集上认识的。认识几天就称朋友，又一副油嘴滑舌，这让刘母心里很不舒服。后来刘母把此感觉告诉儿子，刘庆娃说：“人家就凭嘴吃饭哩！”专给说不上媳妇的人说媳妇。听说龙是给儿子说媳妇的，刘母高兴起来，用好吃好喝款待客人，还留龙在家里住了两夜，临走又塞给龙五元钱。
问到龙在刘家两天的活动，刘母先是说他也没干什么，吃喝乱说罢了。侦案人员告诫她：“这可是天大的案子，北京都来人了，你可不敢有丝毫的隐瞒。”刘母又讲了一件对她来说不讲也罢的事：
龙在刘家的第一天夜里与刘庆娃同宿，睡的木板床。第二天龙称他是晚睡感冒了，又是咳嗽又是流清涕，要求第二夜睡刘母睡的热炕。刘庆娃的父亲已去世，刘母一直和孙女睡那张热炕。她觉得不妥，说晚上给他加一床被褥，但龙执意要睡炕，不由分说脱鞋上了炕。刘母看他40岁，她60余岁，乡村里男女老少谁在一张炕上也是常事，便没有在意，任他睡下了。不料半夜里龙治民爬到她身上，她掀也掀不动，又不敢叫喊，因为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大儿媳妇与她素有矛盾，怕被听见，又怕惊醒孙女无奈只好忍辱从之。第二天龙跟没事似的，走时还问刘庆娃索要媒礼，刘庆娃向母亲要钱，而刘母只想尽快把龙打发走，掏出5元钱塞给刘庆娃骂道：“看你交的什么人。”
龙妹在一旁抹起了眼泪。
这时闫崇善突然高声说道：“他要是没让你们抓了，下一个怕就该杀我了……”不等侦察员诘问，他就解释说：“我打他嘛。”
侦察人员感到，闫崇善夫妇和龙治民之所以有如此大的仇怨，其中必另有隐情。又问了几句，见夫妇二人还是那些话，不便在追问下去，就把龙治民对以闫崇善之名存款的解释告诉他们。
闫崇善夫妇说龙是胡说八道，他们家和河对面龙的岳母家早就断了往来，跟仇人似的。原因是龙的岳母多次指责龙妹做媒，把女儿闫淑霞送到了火坑里，为此龙的岳母多次跑到闫崇善家吵闹，骂的龙妹上不成工。龙妹就是想照顾侄女，由于龙的岳母插在中间，她也做不到。
最后侦案人员把闫崇善带到县里，让龙的存款单上写明的储蓄所的办事人员辨认，均说对闫崇善没有印象。
闫崇善是复员军人，共产党员，历史清白。
此间龙犯的西邻何家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。何老汉说，有一次---时间记不得了，好象是去年二月间的事，他家的一头猪掉进了龙家门前的东大坑里。龙治民为此大为光火，隔着院墙大骂何家，说把他家的萝卜窖毁了。当时何老汉心里就犯嘀咕：就这么大点事，龙治民何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呢？何况倒霉的又是何家--猪交扭了，而一头猪掉进窖里又能毁坏什么呢？何老汉忍受不了辱骂，就和龙大吵了一场，更蹊跷的是龙自己跳进窖里把猪推了上来。问到东大坑是什么时候有的，何老汉说去年冬天还没有，坑是今年年初挖的。
“龙治民自己挖的？”
“是他叫人挖的。”
“叫的谁？”
“好几个人呢，都是外乡人，不认识。”
何老汉的儿子却记得一个。那是个年轻人，二十出头，何老汉的儿子和他搭过话，年轻人说他是梁铺乡刘河村人。何老汉的儿子曾听见喊他叫庆娃。
梁铺乡在县城东南二十余华里，当侦察人员来到刘河村时，见一群村民正在一棵大树下谈论龙案。警车一出现在村口，就有一个小伙从树下忽地站起来，离开人群，慌慌张张地闪入一条巷子。
“是这个人吗？”
“好象是……”何老汉的儿子说。
当侦案人员在村民的指引下追到刘庆娃家时，见刘庆娃正蹲在屋檐下缩成一团，浑身哆嗦，不等询问，他就喊：“我没干啥，只给他挖过萝卜窖……”侦案人员当即把他带走，另留下人对刘母进行调查。
下面是刘母讲述的情况：
事情发生在去年腊月间，有一天一个穿一身黑棉袄的矮个汉子寻到刘家门上，见了刘母就喊她姨，声称是刘庆娃的朋友。刘母正纳闷，刘庆娃从从屋里迎出来，告诉母亲这人姓龙，家在王墹，是前些天在集上认识的。认识几天就称朋友，又一副油嘴滑舌，这让刘母心里很不舒服。后来刘母把此感觉告诉儿子，刘庆娃说：“人家就凭嘴吃饭哩！”专给说不上媳妇的人说媳妇。听说龙是给儿子说媳妇的，刘母高兴起来，用好吃好喝款待客人，还留龙在家里住了两夜，临走又塞给龙五元钱。
问到龙在刘家两天的活动，刘母先是说他也没干什么，吃喝乱说罢了。侦案人员告诫她：“这可是天大的案子，北京都来人了，你可不敢有丝毫的隐瞒。”刘母又讲了一件对她来说不讲也罢的事：
龙在刘家的第一天夜里与刘庆娃同宿，睡的木板床。第二天龙称他是晚睡感冒了，又是咳嗽又是流清涕，要求第二夜睡刘母睡的热炕。刘庆娃的父亲已去世，刘母一直和孙女睡那张热炕。她觉得不妥，说晚上给他加一床被褥，但龙执意要睡炕，不由分说脱鞋上了炕。刘母看他40岁，她60余岁，乡村里男女老少谁在一张炕上也是常事，便没有在意，任他睡下了。不料半夜里龙治民爬到她身上，她掀也掀不动，又不敢叫喊，因为住在一个院子里的大儿媳妇与她素有矛盾，怕被听见，又怕惊醒孙女无奈只好忍辱从之。第二天龙跟没事似的，走时还问刘庆娃索要媒礼，刘庆娃向母亲要钱，而刘母只想尽快把龙打发走，掏出5元钱塞给刘庆娃骂道：“看你交的什么人。”
对刘庆娃的调查是在县公安局进行的，除了龙犯强*刘母的事，对龙在刘家的活动，刘庆娃的供诉与刘母的讲述没有大的出入。由于寻媳妇心切，当时他并未把母亲“不要再和这人来往”的告诫听进去，他不断跑到王墹村询问提亲的情况，结果在今年腊月间被龙留在那里做了几天活。
他做了两天，挖了门前的萝卜窖。挖窖之前，龙治民用石灰打了线，并叮嘱刘庆娃千万不要超过灰线。刘庆娃当时曾想：挖萝卜窖嘛，大一点小一点有什么关系？还打线哩！心想龙这人做事很讲究哩。挖窖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，他沿东边的灰线往下挖时碰到了一块大石头，抠出石头，不得不把灰线往东边移了一段，结果挖出了一块骨头。刘庆娃看着象人骨，就喊：“老龙老龙，这地里咋还埋着人哩！”龙治民从屋里跑出来一看，脸刷地白了，但他很快掩遮了过去，说：“那是老坟吧。”第二天龙就打发刘庆娃回去了。
刘庆娃最后说：“想想真让人后怕，当时我要是在多问几句，龙治民还能让我回去？”
刘庆娃的供词有着重要价值，由此可推断出东大坑的33个死者最早是在1985年腊月以后陆续被害的。但基本可以排除刘庆娃的同案嫌疑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，一部分侦案人员对此案是否有同案犯产生了怀疑。倒不是因为龙犯在供词里未涉及他人，一直咬定此案是他一人所为。
假设存在一个杀人团伙，龙治民在其中是什么角色呢？窝主？窝赃的窝主？从龙家并未搜出多少赃物，也许把赃物分了。龙分得赃款不过才500多元，却把40余具尸体留给了他！他倒是窝藏尸体的窝主了。龙并不痴笨，怎么会为得几百元而担当窝藏40余具尸体的风险呢？
从目前搜查的情况看，并未在其他地方发现尸体，那么作案现场主要在龙家。这个“杀人团伙”为什么把杀人现场安排在龙家呢？那并不是一个隐秘所在（不能设想他们在别处杀了人，还要把尸体转移到王墹的龙家）。据王墹群众反映，龙家常有闲杂人出没，可以把这些视为龙的同案，但也可视为龙的猎物。更主要的一点是三具尸体没有掩埋。如果作案的是一个团伙，是不会让这样的事存在的，只有具有变态心理的杀人者才会这样做，而心理变态只会是单个人，一个杀人团伙不会集体变态。
但是没有人把上述想法摆到桌面上。因为追查同案犯是自上而下一个总的心理趋势，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。在当时严峻的情势下，出现这种心理趋势乃是必然。追查结果，没有同案犯便罢，如果有而没有追查，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了。一个瘦小如侏儒一样的人和40余具尸体，你无法把二者联系成一体，无法不在二者之间立起一个有犯罪团伙存在的假设。况且有公安部、省公安厅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亲自坐镇，谁也不敢怠慢，掉以轻心。在每日一次在地区公安处会议室召开的例会上，一位高层领导人就要求办案人员“首先，把凶犯不是一个人的观念树立起来。”许多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都表示了同样的看法：
“……挖知情的，同案的，查社会上有无逃跑的、自杀的……”
“是一个人，还是团伙？不然他（龙治民）怎么会没有一点伤……”
“……把调查范围放宽一些，有一点可疑的都划上。亲属、朋友、来往过的人，关系密切的……重要的是要防止（同案）逃跑、自杀、行凶……”
然而一条条线索如同闫崇善、刘庆娃那样的线索一样，看似有疑，追查到底却收获甚微。鉴于追查同案犯的工作无多大进展，侦破领导小组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，为此制订了有关政策，由各级党政部门口头向下传达：
一、凡过去听到、看到龙的犯罪活动，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未讲，现在讲出来，一律不追究责任；
二、凡提供、检举龙的犯罪活动的重要线索，经查证属实，给予表扬或奖励；
三、凡由于不了解龙的犯罪活动，接受或为龙保管东西，主动交出来者，一律不追究责任；
四、凡与龙有一般牵连的，只要主动说清事实，一律不追究责任；
五、凡参与过龙的活动（同案犯）只要说出事实真相，可以从宽处理；
他做了两天，挖了门前的萝卜窖。挖窖之前，龙治民用石灰打了线，并叮嘱刘庆娃千万不要超过灰线。刘庆娃当时曾想：挖萝卜窖嘛，大一点小一点有什么关系？还打线哩！心想龙这人做事很讲究哩。挖窖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，他沿东边的灰线往下挖时碰到了一块大石头，抠出石头，不得不把灰线往东边移了一段，结果挖出了一块骨头。刘庆娃看着象人骨，就喊：“老龙老龙，这地里咋还埋着人哩！”龙治民从屋里跑出来一看，脸刷地白了，但他很快掩遮了过去，说：“那是老坟吧。”第二天龙就打发刘庆娃回去了。
刘庆娃最后说：“想想真让人后怕，当时我要是在多问几句，龙治民还能让我回去？”
刘庆娃的供词有着重要价值，由此可推断出东大坑的33个死者最早是在1985年腊月以后陆续被害的。但基本可以排除刘庆娃的同案嫌疑。
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，一部分侦案人员对此案是否有同案犯产生了怀疑。倒不是因为龙犯在供词里未涉及他人，一直咬定此案是他一人所为。
假设存在一个杀人团伙，龙治民在其中是什么角色呢？窝主？窝赃的窝主？从龙家并未搜出多少赃物，也许把赃物分了。龙分得赃款不过才500多元，却把40余具尸体留给了他！他倒是窝藏尸体的窝主了。龙并不痴笨，怎么会为得几百元而担当窝藏40余具尸体的风险呢？
从目前搜查的情况看，并未在其他地方发现尸体，那么作案现场主要在龙家。这个“杀人团伙”为什么把杀人现场安排在龙家呢？那并不是一个隐秘所在（不能设想他们在别处杀了人，还要把尸体转移到王墹的龙家）。据王墹群众反映，龙家常有闲杂人出没，可以把这些视为龙的同案，但也可视为龙的猎物。更主要的一点是三具尸体没有掩埋。如果作案的是一个团伙，是不会让这样的事存在的，只有具有变态心理的杀人者才会这样做，而心理变态只会是单个人，一个杀人团伙不会集体变态。
但是没有人把上述想法摆到桌面上。因为追查同案犯是自上而下一个总的心理趋势，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。在当时严峻的情势下，出现这种心理趋势乃是必然。追查结果，没有同案犯便罢，如果有而没有追查，就是对人民的犯罪了。一个瘦小如侏儒一样的人和40余具尸体，你无法把二者联系成一体，无法不在二者之间立起一个有犯罪团伙存在的假设。况且有公安部、省公安厅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亲自坐镇，谁也不敢怠慢，掉以轻心。在每日一次在地区公安处会议室召开的例会上，一位高层领导人就要求办案人员“首先，把凶犯不是一个人的观念树立起来。”许多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都表示了同样的看法：
“……挖知情的，同案的，查社会上有无逃跑的、自杀的……”
“是一个人，还是团伙？不然他（龙治民）怎么会没有一点伤……”
“……把调查范围放宽一些，有一点可疑的都划上。亲属、朋友、来往过的人，关系密切的……重要的是要防止（同案）逃跑、自杀、行凶……”
然而一条条线索如同闫崇善、刘庆娃那样的线索一样，看似有疑，追查到底却收获甚微。鉴于追查同案犯的工作无多大进展，侦破领导小组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，为此制订了有关政策，由各级党政部门口头向下传达：
一、凡过去听到、看到龙的犯罪活动，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未讲，现在讲出来，一律不追究责任；
二、凡提供、检举龙的犯罪活动的重要线索，经查证属实，给予表扬或奖励；
三、凡由于不了解龙的犯罪活动，接受或为龙保管东西，主动交出来者，一律不追究责任；
四、凡与龙有一般牵连的，只要主动说清事实，一律不追究责任；
五、凡参与过龙的活动（同案犯）只要说出事实真相，可以从宽处理；
5.28案件”是明晰的，明晰就在于一开始就很快发现了几乎所有的被害者，告诉人们这是一桩特大凶杀案。
但它又是复杂的，正如陕西省政法委书记李森贵同志指出的：“有很多现象无法解释，有很多疑点消除不了。”
首先，摆在侦案者面前的是如下几个问题：
一、罪犯杀人的动机是什么？
二、罪犯的杀人手段和作案工具是什么？
三、被害者都是什么人？
四、这么多人被害，从尸检情况来看，几乎没有曾进行反抗者，为什么？
五、是否属集团作案，有无同案犯？
六、罪犯为什么保留并不值钱而与己不利的赃物，如头发、腰带、破旧衣物等？
七、屋内，三具尸体为什么不掩埋，罪犯留着想干什么？
……
上述问题都是互为关联的，应该综合起来进行侦察，但是问题五较之其他问题，是一个动态的随时会自行发生变化的问题，容不得有丝毫延迟，问题五就放在侦案工作的首位。
而怀疑有同案犯，属集团犯罪，是基于如下分析：
一、以龙犯瘦小孱弱的体格，怎么可能一个人矿日持久地杀害那么多人？
二、龙犯一人怎么可以在行凶时，使得所有被害者无从反抗？
三、西坑埋33人，排列整齐，如果是龙犯一人掩埋（再把龙妻闫淑霞考虑在内），他是如何做到的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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