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Jiyi按:前几年河南发生一个大案,一个叫黄勇的农村青年杀害了十几个中学生并埋尸在自家后院里.而二十几年前在陕西发生的性质更为恶劣的系列杀人案则鲜少人知.请看长篇报道. 这篇报道发表在《今古传奇》（还有人记得这本杂志吗？），可读性极强。Jiyi做了一些小改编，并加了小标题。)
这是一桩极端原始、残酷的凶杀案。20年来，国内也没有新闻媒体报道过。
在一个成熟的法制社会，公民们应有直面血腥的勇气，也许在了解了这人性中最丑陋、最凶残的一幕后，会唤起人们的法律意识，防患于未然，更加珍惜在阳光里的平安幸福生活。
第一章 露出狐狸尾巴
公元1985年5月28日。
这一天，用陕西省商洛地区中级法院一位龙案主审法官的话说，“是龙犯的末日”。这一天有两支发自民间但互不相闻的侦捕队伍，分别经过十多个和一百多个日日夜夜艰苦顽强的调查追踪，竟在同一时刻、同一地点追捕到了同一目标！
一支队伍来自商县刘湾乡叶庙村。时间推后12天，1985年5月16日，村民杜长英起了个大早。他先到自家猪场转了一遭，接着洗漱、吃饭，把当日猪场的事务给媳妇交待了一遍，然后去叫他哥杜长年。兄弟俩前一日约定：今天去城里赶集。
他夹着一只化肥口袋，打算在集上给猪买些豆饼。他四十余岁，精力充沛，心力更强，同1985年间千百万商县农民一样揣着一个小康之梦！
杜家兄弟上路的时间约在上午8点到9点之间。那时商县县城通往各乡的公路上还没有出现载客的三轮摩托，只有一日往返一次的班车，所以杜家兄弟是走着去的。好在叶庙村与县城只隔一座南秦岭，十余里路。过了南秦河大桥，走到南秦岭脚下的商县造纸厂门前时，杜长英想起一件事：前不久他给该厂卖过一次麦草，当时出纳不在没领到钱。他从身上找出那张收据，让杜长年稍等，自己走进厂子。其时约9点到10点之间。一会儿杜长英从厂里出来，说出纳又没在。因为出纳员侯义亭是杜家表亲，杜长英便抱怨道：“下回见了看我咋骂他！如果政府把这个厂子也‘责任’了，就象当年的作坊那样，看他还胡逛！”
杜长英把那张麦草的收据重新装到身上。此收据上的款额是1.85元，就是这张1.85元的收据，成为揭开这一幕举世震惊的惨剧的重要线索。
杜家兄弟翻过南秦岭，走过丹江桥，10点左右他们来到西关。
西关很早就是商县县城一个繁华的地段，80年代新街区在旧街之北辟建之后，热闹不减当年，是县城通往西南各乡的门户，赶集的乡下人肩挑手提的农副产品均在此集散。自80年代始，这里又自然形成了一个劳务市场，农闲时节，经常可见一些衣衫不整的青壮年男女蹲在门口，东张西望，寻找雇主。
杜家兄弟在这里分手了。这一别竟成永别！
下午4点杜长年回到西关。等了一会，见等不着兄弟，自己先回去了。傍晚7点多，杜长年在家里吃夜饭，杜长英的媳妇寻上门来了，见了杜长年她不觉一怔：“长英呢？咋不见长英回来呢？”“这人！”杜长年咕哝着走出院门，看天色还亮，便对兄弟媳妇说没事，长英可能让啥事绊在路上了。夜里10点多长英媳妇又来了，说长英还没有回来！杜长年沉吟片刻，说长英是不是让哪个熟人拉住，歇人家屋里了。
12天以后，5月27日，长英还未归家。黄昏，杜长年再一次从城里寻觅回来，走到商县造纸厂门前时，猛地想起兄弟掖进怀里的那张卖麦草的收据。他找到出纳员侯义亭，说了长英十余天未回家的事。侯义亭愣怔了片刻，叫道： “哎呀！”神色变得严峻起来。他说前两天有个人拿一张麦草条子来领钱，条子上的名字却是杜长英。侯便问那人是怎么回事，那人说杜长英欠他钱，一直赖着不还，后来他在街上堵住了杜，杜说身上没钱，只有一张麦草条子，他就把麦草条子拿了。
杜长年说：“你就把他放过去了？”
“……”
“这人什么模样？”
侯义亭回忆了一下，说：“个头很矮，十几岁的娃娃似的。圆眼，大耳朵……耳朵比常人大些，戴一顶布帽……好象是秃头，口齿很伶俐……”
杜长年想了想，觉得好象见过这个人。
“年龄是不是40岁左右？”
“对！”
见过！是在兄弟家见的，去年的什么时候。记得姓龙，家住杨峪河乡王墹村。
5 月28日，杜长年约集了8个精壮汉子，气势汹汹朝王墹村奔去。走到南秦桥南，杜长年拦住众人，他忽然觉得此举欠妥，如果事情真出在姓龙的手里——他不敢深想——这样成群结队而去岂不是打草惊蛇？于是他把众人分成数拨儿，分别布置在南秦岭、造纸厂、南秦桥一线，自己带领几个装做打工的样子散散漫漫地向王墹村走去。西行不远，杜长年突然站住：太巧了！目标竟不期而至，前方一百米处，一个矮子在公路边的树荫里正摇摇晃晃迎面走来！杜长年急忙把同伴拉到路边一家杂货店的屋檐下，吩咐他们暂时不要惊动龙，等他过去以后远远跟着。自己折回去找侯义亭。
在一个成熟的法制社会，公民们应有直面血腥的勇气，也许在了解了这人性中最丑陋、最凶残的一幕后，会唤起人们的法律意识，防患于未然，更加珍惜在阳光里的平安幸福生活。
第一章 露出狐狸尾巴
公元1985年5月28日。
这一天，用陕西省商洛地区中级法院一位龙案主审法官的话说，“是龙犯的末日”。这一天有两支发自民间但互不相闻的侦捕队伍，分别经过十多个和一百多个日日夜夜艰苦顽强的调查追踪，竟在同一时刻、同一地点追捕到了同一目标！
一支队伍来自商县刘湾乡叶庙村。时间推后12天，1985年5月16日，村民杜长英起了个大早。他先到自家猪场转了一遭，接着洗漱、吃饭，把当日猪场的事务给媳妇交待了一遍，然后去叫他哥杜长年。兄弟俩前一日约定：今天去城里赶集。
他夹着一只化肥口袋，打算在集上给猪买些豆饼。他四十余岁，精力充沛，心力更强，同1985年间千百万商县农民一样揣着一个小康之梦！
杜家兄弟上路的时间约在上午8点到9点之间。那时商县县城通往各乡的公路上还没有出现载客的三轮摩托，只有一日往返一次的班车，所以杜家兄弟是走着去的。好在叶庙村与县城只隔一座南秦岭，十余里路。过了南秦河大桥，走到南秦岭脚下的商县造纸厂门前时，杜长英想起一件事：前不久他给该厂卖过一次麦草，当时出纳不在没领到钱。他从身上找出那张收据，让杜长年稍等，自己走进厂子。其时约9点到10点之间。一会儿杜长英从厂里出来，说出纳又没在。因为出纳员侯义亭是杜家表亲，杜长英便抱怨道：“下回见了看我咋骂他！如果政府把这个厂子也‘责任’了，就象当年的作坊那样，看他还胡逛！”
杜长英把那张麦草的收据重新装到身上。此收据上的款额是1.85元，就是这张1.85元的收据，成为揭开这一幕举世震惊的惨剧的重要线索。
杜家兄弟翻过南秦岭，走过丹江桥，10点左右他们来到西关。
西关很早就是商县县城一个繁华的地段，80年代新街区在旧街之北辟建之后，热闹不减当年，是县城通往西南各乡的门户，赶集的乡下人肩挑手提的农副产品均在此集散。自80年代始，这里又自然形成了一个劳务市场，农闲时节，经常可见一些衣衫不整的青壮年男女蹲在门口，东张西望，寻找雇主。
杜家兄弟在这里分手了。这一别竟成永别！
下午4点杜长年回到西关。等了一会，见等不着兄弟，自己先回去了。傍晚7点多，杜长年在家里吃夜饭，杜长英的媳妇寻上门来了，见了杜长年她不觉一怔：“长英呢？咋不见长英回来呢？”“这人！”杜长年咕哝着走出院门，看天色还亮，便对兄弟媳妇说没事，长英可能让啥事绊在路上了。夜里10点多长英媳妇又来了，说长英还没有回来！杜长年沉吟片刻，说长英是不是让哪个熟人拉住，歇人家屋里了。
12天以后，5月27日，长英还未归家。黄昏，杜长年再一次从城里寻觅回来，走到商县造纸厂门前时，猛地想起兄弟掖进怀里的那张卖麦草的收据。他找到出纳员侯义亭，说了长英十余天未回家的事。侯义亭愣怔了片刻，叫道： “哎呀！”神色变得严峻起来。他说前两天有个人拿一张麦草条子来领钱，条子上的名字却是杜长英。侯便问那人是怎么回事，那人说杜长英欠他钱，一直赖着不还，后来他在街上堵住了杜，杜说身上没钱，只有一张麦草条子，他就把麦草条子拿了。
杜长年说：“你就把他放过去了？”
“……”
“这人什么模样？”
侯义亭回忆了一下，说：“个头很矮，十几岁的娃娃似的。圆眼，大耳朵……耳朵比常人大些，戴一顶布帽……好象是秃头，口齿很伶俐……”
杜长年想了想，觉得好象见过这个人。
“年龄是不是40岁左右？”
“对！”
见过！是在兄弟家见的，去年的什么时候。记得姓龙，家住杨峪河乡王墹村。
5 月28日，杜长年约集了8个精壮汉子，气势汹汹朝王墹村奔去。走到南秦桥南，杜长年拦住众人，他忽然觉得此举欠妥，如果事情真出在姓龙的手里——他不敢深想——这样成群结队而去岂不是打草惊蛇？于是他把众人分成数拨儿，分别布置在南秦岭、造纸厂、南秦桥一线，自己带领几个装做打工的样子散散漫漫地向王墹村走去。西行不远，杜长年突然站住：太巧了！目标竟不期而至，前方一百米处，一个矮子在公路边的树荫里正摇摇晃晃迎面走来！杜长年急忙把同伴拉到路边一家杂货店的屋檐下，吩咐他们暂时不要惊动龙，等他过去以后远远跟着。自己折回去找侯义亭。
半小时以后，造纸厂的传达室里，侯义亭指着从窗外走过的那个矮子，对杜长年说：“就是这个人！”
怎么办呢？侯杜二人面面相觑，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了。现在就把龙扭住吗？侯义亭曾说过此人“口齿伶俐”，如果他几句话就把麦草条的事搪塞过去又该怎么办？
先跟着他再说！
中午12点多，龙在城里转了一遭后，终于确定自己是被人盯上了。早在翻南秦岭的时候，他就感到身边浮游着一种异常的气氛。现在他往西关长途汽车站走去，为了进一步测证他面临的危险是否存在，他紧走了几步，果然，身后不远处也有人紧走了几步！跑？是跑不过他们的。他朝周围张望了一回。末了一闪身，一屁股坐在街头一个医药摊上。等杜长年和侯义亭他们赶到时，龙正龇牙咧嘴呻吟着，一条腿上贴满了膏药。
“还认得我吗？”侯义亭上前问道。
“你……噢，纸厂管钱的出纳么，咋不认得哩。”龙讪讪的笑道，一边对江湖郎中说，“还有这……也疼哩。”
侯义亭又问：“说老实话，杜长英的麦草条子到底是咋落到你手上的？”
“唉，你咋这样说话哩？”龙一脸恼相，“你是公安么？我给你说过他欠我的钱！”
杜长年问：“他啥时把条子给你的？”
“有些日子了。哪一天我记不得。我在西关碰见了他，问他要帐，他就把麦草条子给了我。妈的，才一块八毛五分钱！他欠我二十多元哩！”
龙的回答头尾周全，无一丝破绽。杜长年他们又不知该怎么办了。
“他人呢？”看到龙从医摊上起身欲走，杜长年匆忙问道。
“我咋知道哩！”龙的回答挺硬气。他含糊的说，“去西安了吧。他说去西安做活挣钱还我。”
“去西安？为什么不给家里说一声？”
“他没给家里人说？这人！”
龙的谎言里似乎没有破绽，但他撒谎的本身却让杜长年他们看出他心里有鬼。于是他们把龙从医摊上扯出来，要带他去派出所。
一下子撞到了龙的神经！他蹦跳着喊叫起来：“咋咋？大白天抢人哩！凭啥要我去派出所？凭啥？偷人了还是放火了？知道我是谁吗？龙先进！县上树立的典型！要我去派出所也行，可是你们得先说点啥哩！”
这一番狡黠的表演非但没有唬住对方，反而进一步把他心里的鬼魅展示了出来。杜长年他们不由分说，拖着龙就走，龙也就叫喊了一路。走到西关长途汽车站，龙往地上一躺，象一摊烂泥一样，任你怎么拉也拉不起了。
许多人围拢上来，询问道：“这人咋了？偷人了？骗人了？”于是龙的嗓门又粗壮起来：“我一没偷人二没骗人，凭啥？啊？！”杜长年他们一时无言，龙的声音愈来愈高，愈来愈显得理直气壮，因而也赚得了愈来愈多围观乡亲的抱打不平。
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，一个在人围里观察了多时的黑脸小伙走到杜长年跟前，低语道：“大哥，我也正找这人呢。你们先看住他，我去叫人！”
黑脸小伙是另一支侦捕队伍的成员，这支队伍来自商县上官坊乡。
1985 年元月22日。上官坊乡村民王治龙、王玉堂等人分别从邻村把赵栓义、王喜娃、宋存锁三人请到王治龙的姐夫、村支部副书记、复员军人姜三合的家里，说是请他们喝酒。客人一进院子便喊“三合”，见没有姜三合的应答声，就问姜的媳妇：“三合哩？”这时跟在后边的王治龙哐啷一声把院门闩上，脸一沉，厉声问道：“正是问你们呢！姐夫是去年冬上和你们一起去宁西林场做活的，你们回来了，姐夫呢？今天你们不把人说出个下落，别想出这个门！”
当下三位客人脸色大变，同声叫道：“啥？三合还没有回来？！”
“三合和我们仨腊月二十几就从西安回来了。那天是阳历10号。车到商县就黑了，我们在车站睡了一夜，第二天到街上转了转，想着快过年了，给屋里买点啥。中午我们回到西关车站寻车回家。一个人走到我们跟前，40岁的样子，个头却跟十几岁的娃娃一样。他问我们是不是从山外做活回来，我们说是，咋了？他说不咋，说他屋里有活，一天五元，问我们做不做。我们说眼看到年跟前了。都急着回家，一天十元也不想做哩！三合却有些动心，我们说你就恁财迷，挣多少是个够？说归说，其实我们也想做，就问那人得几个人，那人说挖猪圈要不了这么多人，要了三合一个……”
怎么办呢？侯杜二人面面相觑，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了。现在就把龙扭住吗？侯义亭曾说过此人“口齿伶俐”，如果他几句话就把麦草条的事搪塞过去又该怎么办？
先跟着他再说！
中午12点多，龙在城里转了一遭后，终于确定自己是被人盯上了。早在翻南秦岭的时候，他就感到身边浮游着一种异常的气氛。现在他往西关长途汽车站走去，为了进一步测证他面临的危险是否存在，他紧走了几步，果然，身后不远处也有人紧走了几步！跑？是跑不过他们的。他朝周围张望了一回。末了一闪身，一屁股坐在街头一个医药摊上。等杜长年和侯义亭他们赶到时，龙正龇牙咧嘴呻吟着，一条腿上贴满了膏药。
“还认得我吗？”侯义亭上前问道。
“你……噢，纸厂管钱的出纳么，咋不认得哩。”龙讪讪的笑道，一边对江湖郎中说，“还有这……也疼哩。”
侯义亭又问：“说老实话，杜长英的麦草条子到底是咋落到你手上的？”
“唉，你咋这样说话哩？”龙一脸恼相，“你是公安么？我给你说过他欠我的钱！”
杜长年问：“他啥时把条子给你的？”
“有些日子了。哪一天我记不得。我在西关碰见了他，问他要帐，他就把麦草条子给了我。妈的，才一块八毛五分钱！他欠我二十多元哩！”
龙的回答头尾周全，无一丝破绽。杜长年他们又不知该怎么办了。
“他人呢？”看到龙从医摊上起身欲走，杜长年匆忙问道。
“我咋知道哩！”龙的回答挺硬气。他含糊的说，“去西安了吧。他说去西安做活挣钱还我。”
“去西安？为什么不给家里说一声？”
“他没给家里人说？这人！”
龙的谎言里似乎没有破绽，但他撒谎的本身却让杜长年他们看出他心里有鬼。于是他们把龙从医摊上扯出来，要带他去派出所。
一下子撞到了龙的神经！他蹦跳着喊叫起来：“咋咋？大白天抢人哩！凭啥要我去派出所？凭啥？偷人了还是放火了？知道我是谁吗？龙先进！县上树立的典型！要我去派出所也行，可是你们得先说点啥哩！”
这一番狡黠的表演非但没有唬住对方，反而进一步把他心里的鬼魅展示了出来。杜长年他们不由分说，拖着龙就走，龙也就叫喊了一路。走到西关长途汽车站，龙往地上一躺，象一摊烂泥一样，任你怎么拉也拉不起了。
许多人围拢上来，询问道：“这人咋了？偷人了？骗人了？”于是龙的嗓门又粗壮起来：“我一没偷人二没骗人，凭啥？啊？！”杜长年他们一时无言，龙的声音愈来愈高，愈来愈显得理直气壮，因而也赚得了愈来愈多围观乡亲的抱打不平。
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，一个在人围里观察了多时的黑脸小伙走到杜长年跟前，低语道：“大哥，我也正找这人呢。你们先看住他，我去叫人！”
黑脸小伙是另一支侦捕队伍的成员，这支队伍来自商县上官坊乡。
1985 年元月22日。上官坊乡村民王治龙、王玉堂等人分别从邻村把赵栓义、王喜娃、宋存锁三人请到王治龙的姐夫、村支部副书记、复员军人姜三合的家里，说是请他们喝酒。客人一进院子便喊“三合”，见没有姜三合的应答声，就问姜的媳妇：“三合哩？”这时跟在后边的王治龙哐啷一声把院门闩上，脸一沉，厉声问道：“正是问你们呢！姐夫是去年冬上和你们一起去宁西林场做活的，你们回来了，姐夫呢？今天你们不把人说出个下落，别想出这个门！”
当下三位客人脸色大变，同声叫道：“啥？三合还没有回来？！”
“三合和我们仨腊月二十几就从西安回来了。那天是阳历10号。车到商县就黑了，我们在车站睡了一夜，第二天到街上转了转，想着快过年了，给屋里买点啥。中午我们回到西关车站寻车回家。一个人走到我们跟前，40岁的样子，个头却跟十几岁的娃娃一样。他问我们是不是从山外做活回来，我们说是，咋了？他说不咋，说他屋里有活，一天五元，问我们做不做。我们说眼看到年跟前了。都急着回家，一天十元也不想做哩！三合却有些动心，我们说你就恁财迷，挣多少是个够？说归说，其实我们也想做，就问那人得几个人，那人说挖猪圈要不了这么多人，要了三合一个……”
一封急信发往胜利油田。姜三合的哥哥姜银山接信后便感到弟弟的失踪凶多吉少，即向领导请了半个月的假，火速回商。
之后姜银山数次向单位续假，一直续到6月。这期间他曾数次向地县有关部门反映情况，均未见回音。
持续数月的寻访，使姜银山、王治龙、王玉堂他们掌握了这样一个重要情况：赵栓义三人说的那个叫姜三合做活的矮个男人，在商县城郊许多商贩的脑子里都留有印象：一，那人的相貌异于常人；二，他常在县、郊流窜；三，商县地处秦岭腹地，外来的流动人口很少，一个人若常在城里出现，很容易被人记住。他们反映：那个矮子经常出没于西关长途汽车站等处，春节以后，就是说他叫走姜三合以后，还有人见过他，见他不时从市场上招走一些男女……
这一情况令姜银山他们兴奋，又让他们惶惧：这个矮子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不断叫人给他家做活？据赵栓义等人的描述他衣冠不整，一副贫相，不象是什么专业户，家里何来那么多的活路请人去干？他又拿什么付人家工钱？人口贩子吗？然而象姜三合这样见过世面的精壮汉子也是他能贩得了的吗？
姜三合已不在人世的预感越来越真实地迫压在他们心头。
那时已经是5月中旬，他们商量了一下，决定一人在城里巡游，其余的人分别在西关和西关长途汽车站等地守侯。
西关长途汽车站对面有个搬运社，姜银山在守侯期间常去那里讨水喝，就和门房熟了。一天他要回家取干粮，就把盯梢的事托付给了这个热心的门房，告诉他如果有情况可到西关找王治龙等人。
姜银山走后第三天，5月27日，一个黑脸小伙走进搬运社，他与门房是同乡，在城里一个建筑工地做民工。闲聊中门房说起姜家的事，小伙子一怔，说起一个人，和姜家要找的那个人的相貌十分相象。
“你见过他？”门房说。
“见过，昨天才见的。中午我在街上闲转，这人走过来，问我想不想寻活干，我和他说了一阵工钱，没说成。其实我在工地有活干……”
门房忽地站了起来，激动地说：“是这人，你不要去工地了，给头儿告个假，就守在这里，姜家给你付工钱！”
第二天，5月28日，黑脸小伙在一个吵吵嚷嚷的人堆里看见了他要找的人。
半小时以后，黑脸小伙领着王治龙、姜银山、王玉堂赶到了现场。两支发自民间而互不相闻的侦捕队伍相遇了。双方把各自的情况简单的交换了一下，感到事情严重，便把此时已感到事情不妙而不再鸣怨叫屈的龙从地上拖起来，押往公安机关。
途中龙再一次坐在地上，赖着不走了。此时是下午4点。杜姜两家商量了一下，决定由姜银山、杜长年等人看住龙，由王治龙、王玉堂去报案。
他们先是就近找城关派出所，值班员不等他们把话说完，就问龙是哪里人。听说是西南乡的，值班员说：“你们找城郊派出所去，我们只管城里。”于是他们跑到城郊派出所。该派出所只有三名干警，那天一个在家照顾患病的家属，一个不知什么原因没在班上，在班上那个干警家就在所里，当时正在屋檐下做饭。听了王治龙和王玉堂的陈述，他说：“人是你们在城里抓住的，姜、杜二人也是在城里失踪的。对吧？那你们怎么寻到城郊所来了？”王治龙和王玉堂相互看看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王治龙说：“我们……找过城关派出所，可……他们说让找你们……”
“他们说的，那就找他们。”
二人无奈，从城郊派出所退出来，思谋再三，末了硬着头皮再度来到城关派出所。
“怎么又来了？”城关派出所说。
二人嗫嚅道：“城郊派出所说……人是在城里抓的……”
值班员看看表：5点多快下班了，问道“那人是啥地方人？”
“王墹的。”
“王墹呀，你们找杨峪河派出所吧。”
王治龙和王玉堂楞了半天。回到西关，他们把姜银山和杜长年拉到一边，把上述遭遇讲了一遍。杜长年大感惊异，说：“他们咋是这样哩！”这时龙在一边看出了眉目，不禁又张狂起来，喊道：“看，人家公安都不管，你们到是凭啥哩？”王治龙怒气顿生，冲到龙跟前咬牙切齿道：“再喊叫，看不把你狗日的打死在这里！”
之后姜银山数次向单位续假，一直续到6月。这期间他曾数次向地县有关部门反映情况，均未见回音。
持续数月的寻访，使姜银山、王治龙、王玉堂他们掌握了这样一个重要情况：赵栓义三人说的那个叫姜三合做活的矮个男人，在商县城郊许多商贩的脑子里都留有印象：一，那人的相貌异于常人；二，他常在县、郊流窜；三，商县地处秦岭腹地，外来的流动人口很少，一个人若常在城里出现，很容易被人记住。他们反映：那个矮子经常出没于西关长途汽车站等处，春节以后，就是说他叫走姜三合以后，还有人见过他，见他不时从市场上招走一些男女……
这一情况令姜银山他们兴奋，又让他们惶惧：这个矮子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不断叫人给他家做活？据赵栓义等人的描述他衣冠不整，一副贫相，不象是什么专业户，家里何来那么多的活路请人去干？他又拿什么付人家工钱？人口贩子吗？然而象姜三合这样见过世面的精壮汉子也是他能贩得了的吗？
姜三合已不在人世的预感越来越真实地迫压在他们心头。
那时已经是5月中旬，他们商量了一下，决定一人在城里巡游，其余的人分别在西关和西关长途汽车站等地守侯。
西关长途汽车站对面有个搬运社，姜银山在守侯期间常去那里讨水喝，就和门房熟了。一天他要回家取干粮，就把盯梢的事托付给了这个热心的门房，告诉他如果有情况可到西关找王治龙等人。
姜银山走后第三天，5月27日，一个黑脸小伙走进搬运社，他与门房是同乡，在城里一个建筑工地做民工。闲聊中门房说起姜家的事，小伙子一怔，说起一个人，和姜家要找的那个人的相貌十分相象。
“你见过他？”门房说。
“见过，昨天才见的。中午我在街上闲转，这人走过来，问我想不想寻活干，我和他说了一阵工钱，没说成。其实我在工地有活干……”
门房忽地站了起来，激动地说：“是这人，你不要去工地了，给头儿告个假，就守在这里，姜家给你付工钱！”
第二天，5月28日，黑脸小伙在一个吵吵嚷嚷的人堆里看见了他要找的人。
半小时以后，黑脸小伙领着王治龙、姜银山、王玉堂赶到了现场。两支发自民间而互不相闻的侦捕队伍相遇了。双方把各自的情况简单的交换了一下，感到事情严重，便把此时已感到事情不妙而不再鸣怨叫屈的龙从地上拖起来，押往公安机关。
途中龙再一次坐在地上，赖着不走了。此时是下午4点。杜姜两家商量了一下，决定由姜银山、杜长年等人看住龙，由王治龙、王玉堂去报案。
他们先是就近找城关派出所，值班员不等他们把话说完，就问龙是哪里人。听说是西南乡的，值班员说：“你们找城郊派出所去，我们只管城里。”于是他们跑到城郊派出所。该派出所只有三名干警，那天一个在家照顾患病的家属，一个不知什么原因没在班上，在班上那个干警家就在所里，当时正在屋檐下做饭。听了王治龙和王玉堂的陈述，他说：“人是你们在城里抓住的，姜、杜二人也是在城里失踪的。对吧？那你们怎么寻到城郊所来了？”王治龙和王玉堂相互看看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王治龙说：“我们……找过城关派出所，可……他们说让找你们……”
“他们说的，那就找他们。”
二人无奈，从城郊派出所退出来，思谋再三，末了硬着头皮再度来到城关派出所。
“怎么又来了？”城关派出所说。
二人嗫嚅道：“城郊派出所说……人是在城里抓的……”
值班员看看表：5点多快下班了，问道“那人是啥地方人？”
“王墹的。”
“王墹呀，你们找杨峪河派出所吧。”
王治龙和王玉堂楞了半天。回到西关，他们把姜银山和杜长年拉到一边，把上述遭遇讲了一遍。杜长年大感惊异，说：“他们咋是这样哩！”这时龙在一边看出了眉目，不禁又张狂起来，喊道：“看，人家公安都不管，你们到是凭啥哩？”王治龙怒气顿生，冲到龙跟前咬牙切齿道：“再喊叫，看不把你狗日的打死在这里！”
姜银山把王治龙拉过来，对大家说：“不要急，都想想，看在城里有没有个顶事的熟人。”
一句话提醒了杜长年，有，而且还是个得力的熟人。杜家有个老表，是县公安局的退休干部，就在城里。
下午6点多，杜家的那个老表带他们找到县公安局副局长董启堂。董启堂认真听取了杜姜两家的陈述以后，当即把刑警队长王扣成叫来。二人商量一下，感到此事确非寻常：如果仅一人的失踪与龙有关，倒也罢了，而两个互不相关的人失踪都与龙有关，这里面就有问题了，遂决定将龙收审。
傍晚7点多龙被带进商县公安局预审股的审讯室里。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“龙治民。”
“哪里人？”
“他们没给你们说？”
“问你是哪里人？”
“杨峪河乡王墹村人。我是龙先进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我是有名的龙先进呢！不信你们问问去。”
王扣成打电话询问杨峪河派出所，看来对方对龙治民相当熟悉，说龙的上述交待属实。至于龙的“先进”称号也确有其事，是县计划生育委员会于1980年授予的。
接下来的讯问十分困难了，龙治民并不否认他与杜长英、姜三合有过接触，但他的供述来来回回就是这么一段话：
“杜长英的麦草条是我拿的，他欠我20块钱。以后他去哪儿？我咋知道。”
“姓姜的是我叫的，干完活就走了。干了多长时间？起个猪圈嘛能用多长时间？一个下午就干完了。他在我家住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就走了。以后他去了哪里我咋知道。”
审讯陷入了僵局，不久局长周玉也来了。他们照例对龙治民宣讲政策，用严厉的口吻告诫他；“要老实交待。”但对龙，这一切辅助手段似乎都不起作用。讯问持续了三个小时，没有多大进展。
晚上9点多，城关乡发生了一起抢劫案。刑警王扣成走出审讯室，问周玉局长；“这边怎么办？”周玉说：“你留下来继续审，我去城关乡。”一直到凌晨3点周玉带人从城关乡回来，这边对龙治民的讯问仍没有进展。王扣成他们已显得十分疲惫，抽烟抽得嘴都木了。在过去的6个小时里龙治民不断说他是“贫农成分”，是“受政府照顾的移民”，是“龙先进，为计划生育作过贡献”等等，似乎显得很可笑。对此，后来地区法院一位对龙治民其人有着较深认识的法官分析道：“如果龙犯是想用这些‘光荣的头衔’来证明自己的清白，的确可笑。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。龙犯的用意是什么呢？也许是想让审讯者在他这番可笑的表演的‘可笑’后边，看到他不过是一个‘老实、愚笨’的农民。”实际上，到了凌晨3点，讯问者不禁自问：这么一个矮小愚笨的农民能干出什么事呢？
关？
放？
他们犹豫起来。
最后他们决定：先把龙治民关起来，明天到王墹村龙的家里看看再说。
(待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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